父亲又对母亲说：“他一天没吃东西了，快去做点饭。”母亲赶忙向邻居借了两个鸡蛋，卧在锅里。

　　村干部杨宗振、吕廷伟闻讯赶来，进屋就问战士的伤咋样？父亲心情沉痛地说：“小兄弟不行了，快想想办法吧！”

　　“唉！”杨宗振长长地叹了口气，抱头蹲在地上。“咱们村没医生，也没药，有啥办法？”

　　母亲端着卧鸡蛋，走进来喂伤员，他只喝了两口汤水，一口鸡蛋咬在嘴里，始终没咽下去。

　　这位战士的呼吸越来越微弱，任凭呼唤，一直没有睁开眼睛，黎明时分，终因伤势过重，失血过多，停止了呼吸。

　　大家默默地流着泪水，趁着黎明前的夜幕，悄悄地把战士埋在了村子中间的一块空地里。后来，每到清明节，玉兰父亲和乡亲们都要到这位战士的坟上，培土烧纸，寄托哀思。1966年春，村党支部又把这位无名烈士的遗骨，从村中移到村北树林里，用玉兰的话来说就是在村北那片景色最美好，空气最新鲜，环境最安静，林木最茂盛的果园里。让他春天看花、夏天乘凉、秋天吃果、冬天安息，看着荒滩变绿洲，看着沙岗变良田。

　　在合作化运动中，父亲总是主动把家里的牛和农具，给集体使用。他为人大方，手里有点余钱，第一个用处就是制买新式农具，不仅为了自己使用方便，而且乐意地借给乡亲们使用。由于他会饲养牲口，工作又认真，合作社和生产队先后让他当了20多年的饲养员，玉兰父亲没有辜负大伙儿对他的期望，常年睡在牲口棚里，精心喂养集体的牛、马、骡。在60年代初的生活困难时期，他好几回把家里的粮食拿出来，去喂集体的牲口，始终把它们养得膘肥体壮。为这，他当过好几次“五好社员”呢！

　　父亲生活极其俭朴。即使是丰收的季节，他赶集走了十几里甚至更多的路，也从来舍不得在街上的饭馆里吃顿饭，总是身边带着干粮，饿了就啃一口，他常年穿一身粗布衣裤，头上扎着白毛巾，不论走到哪儿，都是这一身北方农民的打扮。他会抽烟，可总把好烟留着招待客人，自己抽次烟。后来他干脆买了根水烟袋，专抽那种从农村自由市场上买来的、价钱极为便宜的粗烟叶，一直用到去世。

　　父亲很孝顺老人。玉兰的堂嫂孙素华告诉我：“四叔是个大孝子，一直很孝顺他的娘，经常给奶奶掏粪，从不嫌脏。”

　　父亲对子女很关心。还在玉兰很小的时候，他就给讲花木兰从军，穆桂英挂帅等女英雄的故事，经常教育玉兰要热爱祖国、热爱劳动，长大后做一个有出息、有作为的人。

　　玉兰的母亲叫谈庆田。玉兰告诉我，母亲原来叫吕谈氏，没有名字，据说1948年土改时，为庆祝“打土豪、分田地”，父亲为她取了此名。她娘家在临西县西马鸣堂村。原来，这家的境况比较好，但到父亲谈万令，叔叔谈万朋这一代，日子一天不如一天，土改时他们兄弟俩的成份，都被划为富农？谈万朋的两个儿子，则被划贫农。谈万令、谈万朋是村里仅有的两个“土秀才”，一个写得一手好字，一个算得一笔好帐。他们俩人，都终生务农，由于有文化也做过几天本村的私塾先生。谈万令为人老实。处事谨慎，人缘颇好，1960年去世，享年60多岁，他只有一个女儿，就是玉兰的母亲谈庆田。

　　说起玉兰母亲的诞生，还有一段令人心酸的故事。

　　1914年10月的一天，谈万令的妻子李氏生下玉兰母亲后，因为极度害臊，竟然谁也不说，自己割断了脐带，把孩子撂在木盆里，藏在桌子底下，照样干家务活。她的婆婆--孩子的祖母，听到屋里有婴儿的啼哭声，才知道儿媳妇生了孩子，急忙把孩子抱起来，用布包了包，放在炕上，对儿媳妇说：“让孩子跟你睡在一块儿吧！”

　　到这时候，她竟然还说：“俺不要，怪脏的。”

　　婆婆见她这个样子，嗔怪道：“孩子再脏，也是你身上的肉，怕啥！”说完，就赶紧去给儿媳妇做饭吃。
　　
　　这时，她又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