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老师望着我，我望着高老师，二人都怔住了。
高老师在教我的时候三十几岁，那时我十二岁。现在我们早已没有了过去的形象了。我望着脸上已爬满皱纹的高老师，不知为什么，就像见到了亲人，一步跑过去抱着他就哇哇地哭了起来。高老师也哭了，他拍着我的肩头，问长问短。可我一句也答不上来，我说什么呢?我怎样向一直关心着我，惦记着我的高老师说呢?我只是哭，放声痛哭!我想在老师面前，哭出我的心境，哭出我的悲痛，哭出我的委屈，哭出我的二十多年来的不幸!除了哭，我没向高老师说什么，高老师也没有再问我。
在一边的场长被感动了，他说：“你们师生多年不见了，见了面儿总得说说话儿，那我就请你们师生在场里吃顿饭吧!咱孵化场里也没什么好吃的，就是有‘忘蛋’(忘蛋，是鸡蛋经过一段时间的孵化，鸡壳里边有了血，但还没形成小鸡，成了死蛋，小鸡再也孵化不出来了，人们叫它“忘蛋”)。”场长说完，就让伙房的人给我和高老师一人炒了一碗“忘蛋”，又拿出几个窝头。我和高老师也没客气，就低头吃了起来……
我永远不会忘却的一碗“忘蛋”!
从那以后，我总是在想，等我的问题有了眉目，一定要向高老师做个汇报，把一件件的事情向他述说分明。
我被清除党外
1985年，沧州地区开展整党，清理党员队伍。当时，我仍在泊头被监督劳动改造，就参加了泊头市农林局党支部整党。整党开始，泊头市委按照沧州地委的意见，把我当成了整党的重点，给我成立了专案组，让我写检查、作检查，然后专案组进行内查外调，给我罗列了一大堆“罪名”，不让我过关。到了整党后期，党员进行登记，结果，其他党员都登记了，就是不让我登记，说我不是合格党员，泊头市委、沧州地委都不让我登记，我成了一个“党外人士”。
不让进行党员登记，不少党员和群众有意见，他们认为我符合一个中共党员的标准。于是，我参加整党的泊头市农林局党支部的全体党员一致向支部要求，支部向泊头市市委、沧州地委整党办公室写了报告，全体党员在报告上签了名，请求让我进行登记。最后，泊头市委遵照沧州地委的意见，仍不让我进行登记。原因是，我不具备中共党员的条件。
听到这个消息，我的头嗡地一声响，险些瘫倒在地。我是在1964年刚满十八岁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多年来，我一心一意地跟党走，和党有着深厚的阶级感情。我切深地体会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叶颖芬，我把我的青春年华毫不保留地献给了党的事业，怎么今天一下子就不符合党员条件了呢?我一屁股坐在那里，全身上下簌簌地颤抖起来。在文化大革命时，我受到过冲击，那时都没有这样难过。我再也坚持不住了，我放声地大哭起来。这时，有个同志过来劝我说：“颖芬呀，我们知道你受了委屈，可有些事我们也主不了呀!你就别太难过啦，耐住性子等待吧，我们相信，你的问题，总会有一天被澄清的。”
我在我的那间极简陋的小屋子里，感到异常的孤独。冷风从破了的窗子里吹进来，我全身冷得打哆嗦，我无法承受眼前的事实。我等待，等待什么?谁能为我澄清?何时能为我澄清?
由于个别人的诬告，在沧州闹得满城风雨，我的问题成了人们茶余饭后谈论的话题之一。由于个别人的诬告，我由一个地委常委、分管农业的农办副主任，一下子变成一个被监督劳动改造的人，现在又想把我清除出党，我怎能接受这个现实呢?党呀，我的母亲，我的惟一的亲人，你为什么不要我啦?我犯了什么罪啦?我哭，我喊，我问天，我问地!我的哭喊声，穿过小屋，回荡在广阔的天空。
但是，没有回声!苍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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