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七年二月七日）
 

　　我们可不可以少犯错误？这个问题提得好。拿我来说，我是中央委员，我犯了错误，影响就比较大。
　　我们怎样才能少犯错误，或者不犯大的错误呢？在延安的时候，我曾以为自己过去犯错误是由于经验少。毛主席对我说，你不是经验少，是思想方法不对头。他要我学点哲学。过了一段时间，毛主席还是对我说犯错误是思想方法问题，他以张国焘（注【张国焘（一八九七--一九七九），江西萍乡人。一九二一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曾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一九三一年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等职。一九三五年六月红军第一、第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会师后、任红军总政治委员。他反对中央关于红军北上的决定，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另立中央。一九三六年六月被迫取消第二中央，随后与红军第二、第四方面军一起北上，十二月到达陕北。一九三七年九月起，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主席。一九三八年四月，他乘祭黄帝陵之机逃出陕甘宁边区，经西安到武汉，投入国民党特务集团，成为中国革命的叛徒，随即被开除出党。一九七九年死于加拿大。--第88、139、196、295、342页。】）的经验并不少为例加以说明。第三次毛主席同我谈这个问题，他仍然说犯错误是思想方法问题。
　　后来，我把毛主席从井冈山到延安写的著作都找来看，研究他处理问题的方法。同时再次考虑，错误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我得出一条结论，是由于主观对客观事物认识上有偏差。凡是错误的结果都是由行动的错误造成的，而行动的错误是从认识的错误来的。认识支配行动，行动是认识的结果。比如，蒋介石为什么说三个月或者五个月就可以消灭我们呢？他的这种错误的判断，就在于他对我们的兵力是同群众密切结合的这一点缺乏估计，同时夸大了自己精锐武器的作用，忽视了自己军队的士气低落和同群众的严重脱离。敌一九五师的失败，也是由于赵公武（注【赵公武。当时任国民党军安东警备司令。--第343页。】）和陈林达（注【陈林达，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九五师师长。--第343页。】）对我们部队的认识不对，他们错误地认为我们兵力分散，不能集中。我们这次在敌后，有些同志有点惊慌失措，原因是他们过高地估计了敌人的力量，明明是个瓜皮帽，却把它看成了猫耳山（注【猫耳山是吉林省临江附近的一座山。当时中共中央辽东分局设在临江。--第343页。】）。因此，我认为我们做工作，应当把百分之九十九的力量用在了解情况上。情况了解清楚了，就可以正确地决定对策。我在延安时从枣园（注【枣园位于延安城西北，从一九四三年起中共中央书记处在这里办公。当时陈云曾住在这里养病。--第343页。】）出来后到财办（注【平洋战争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反法西斯联盟国家与日本在太平洋地区进行的战争。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晨，日本未经宣战，以强大的海、空军突然袭击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主要海、空军基地珍珠港，使美国太平洋舰队遭到惨重损失。十二月八日，美国、英国对日本宣战。同日，德国、意大利对美国宣战。日本军队先后侵占了东南亚的许多国家和地区以及太平洋上的一些岛屿，后来在太平洋地区各反法西斯国家武装力量的沉重打击下，不断遭到失败。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太平洋战争结束。--第340页。】）工作，如果要我明天作报告，当天晚上还忙于搜集材料，以了解情况。不忙于决定对策，而首先了解情况，这才不是本末倒置。
　　实事求是既容易做到，也难以做到。要做到实事求是，就要从具体分析实际情况中找出对策。人之所以犯错误，都是由于不了解实际情况就匆忙地决定对策，主观与客观相脱离。当然，我们过去所以犯错误，也不是对实际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