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到达平山以后，刘少奇即抱病投入当地的土改实践，多次深入滹沱河沿岸农村进行调研，有时开会晚了就睡在老百姓家的土炕上，甚至同县里的干部彻夜长谈，掌握了指导运动开展的大量第一手材料。在 1947年7月中旬至9月中旬长达近两个月的全国土地会议期间，他不仅亲自主持会议，作重要讲话，认真听取每一位代表的发言，而且还同来自华东、晋冀鲁豫、晋察冀、东北、冀热辽、晋绥、陕甘宁等各解放区的代表团逐一进行了谈话，了解现实情况，把握思想动向，并做出许多针对性的指示。他把所有了解到的情况，经过认真归纳之后，都要向中央汇报，听取毛泽东指示或与之进行深入仔细地磋商。《中国土地法大纲》公布后，在各解放区得到普通响应的同时，连国民党统治区也受到了强烈的震撼，从客观上造成了人心向背的极大反差。随着各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暴风骤雨般掀起，刘少奇结合对西柏坡地区的指导，及时敏锐地发现了运动中暴露的乱打乱杀、侵害中农利益和破坏工商业等“左”倾苗头，立即电请中央提出“纠偏”的问题，确保了群众运动沿着正确的轨道发展。后来，毛泽东又专门就新老解放区进行土改应采取的不同策略，分别致电各大战略区的领导同志，征求他们的意见。当收到小平同志关于新区土改的电报时，他很快给予批示转发，并写道：“小平所述大别山经验极为宝贵，望各地各军采纳应用。”本来是在战争激烈进行的时候，共产党人却投入如此巨大的精力去研究土改政策，并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结合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思想、作风，要求各地都要不折不扣地贯彻下去。毛泽东在这个时期曾有过一句名言：“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由此可以看出，他们把当时的土改看得特重，是将其视作社会转型期的战略需要，不仅如此，可说是整个解放战争的战略核心。
著名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曾在《中国人征服中国》一书中这样写道：“中国共产党认为 ‘耕者有其田’这个纲领是政治民主、自由企业和军事力量等一切的经济基础。当我（在延安）问毛泽东对最后胜利是否有任何怀疑时，他的回答甚至连军队也没有提，只是说：‘那就要看我们的土地改革工作完成得好不好。蒋介石肯定要失败，因为他反对农民的土地要求。如果我们能够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一定会胜利’。”
“分田分地真忙”——平山县东黄泥村土改委员会在核算土地。
刘少奇在1948年召开的九月会议上，对一年前的全国土地会议作过一个评价，他说：“全国土地会议，结束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以来的和平幻想、右倾错误、地主富农思想等等,在某种意义上，相当于历史上的八七会议。”1927年的“八七会议”由蒋介石背叛革命以后大肆屠杀共产党人的现实，确立了我党必须走武装斗争的道路，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这里将两个会议进行类比，除了下定决心丢弃幻想之外，更多的应是由此奠定革命胜利基础的欣慰。中国的武装斗争，向来都是从土地上生长出来的，解决了土地问题，得到了人民拥护，即使蒋介石有再多的美援，也难于阻挡革命的胜利。闹田地、争民心、拉武装、夺政权、得胜利，这是中国几千年亘古不变的历史经验。
在整个土地会议召开期间，由于工作繁忙，刘少奇根本没接受毛主席让他休息一个月的劝告。开会时他一直抱个暖水袋，捂在肚子上和大家座谈讨论。一次，他坐在主席台上讲话，突然胃疼发作，头上涌出豆大的汗珠，工作人员见状都替他担心，劝他休息一会儿，他却微微一笑，示意大家继续坚持开会。在那段难忘的日子里，少奇同志一直都在不顾病痛不知疲倦地工作着，奔忙着。滹沱河两岸的许多村庄，都留下了他一往情深的记忆。时至今日，当你走进平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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