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四渡赤水战役粉碎了国民党的狂妄计划，为红军北上抗日铺平了道路

　　遵义会议以后，蒋介石为了阻止红军北上抗日，对红军进行大规模围剿，企图将红军围歼于川、滇、黔边境地区，让毛泽东作第二个“石达开”，让红军重蹈“太平军”的覆辙。当时敌军累计40多万人，我军3万余人，敌我力量对比极其悬殊。面对异常严重的敌情，摆在中央和中革军委面前的首要问题是保存实力，求得发展，待机歼敌。

　　毛泽东从全国政治大局出发，高瞻远瞩、运筹帷幄，妥善处理了战争的局部与全局的关系，“大”方向与“小”方向的关系。1935年1月19日，毛泽东决定主动放弃去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创建革命根据地，领导全国的抗日运动，从而确定了红军北上抗日的战略方向。对于这个问题，当时红军内部有许多同志不理解，现在有的同志对这段历史也有模糊认识，认为在四渡赤水的过程中，红军来回周折，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作战行动没有计划、没有方向，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和随意性，最后实行北上抗日是不得已而为之。这种认识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实践证明，四渡赤水是红军北上抗日的必经阶段，北上抗日是四渡赤水的必然结果。

　　四渡赤水战役的胜利，使原来的消极行动变为推进中国革命发展的洪流，使原来的战略退却变成了奔赴抗日前线的伟大战略进军。正如毛泽东所说：“大方向在一个时期中是不变更的，然而大方向内的小方向则是随时改变的，一个方向受了限制，就得转移到另一个方向去。”从全局来看，北上抗日是大方向，是革命的根本问题。从局部来看，四渡赤水的过程经历了很多小方向的变化。从一渡赤水到南渡乌江再到巧渡金沙江，前后历经3个多月，小方向多次变更。敌人以为我要过江，而我却折回；敌人以为我要向西，而我却向东，仅赤水河就来回四渡，这是敌人万万没有想到的。实践证明，四渡赤水战役中小方向的变更是完全必要的、正确的，保证了红军北上抗日这个大方向的实现。

　　在四渡赤水和南渡乌江、北渡金沙江，转战几千里的过程中，共进行大小战役战斗40多次，歼灭和击溃敌人4个师、2个旅、10个团，共计1.8万余人，最终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彻底粉碎了蒋介石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川、滇、黔的计划，为长征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红军北上抗日铺平了道路。毛泽东对广大的指战员说：“我们的行动已经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不是太平军，我和朱德也不是‘石达开第二’，蒋介石的意图又打错了。”从大方向上看，四渡赤水战役吹响了红军抗日的号角，预示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必然灭亡，胜利必然属于中国人民。

　　四、四渡赤水战役统一了思想，凝聚了军心，培养了不可战胜的战斗精神

　　在四渡赤水过程中，为摆脱敌人的重兵包围，中央红军与敌人进行了频繁的战斗和大踏步的回旋转移。在物质条件极差，自然条件恶劣，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红军内部出现了消极悲观的情绪。时任红一军团军团长的林彪，就对红军实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不理解，认为红军走“弓背路”，造成“部队疲劳”，“这样会拖垮部队”。红军内部士气不高、思想不统一、消极悲观的情绪严重影响了部队的战斗力，这个问题不解决，将会危及革命的前途。

　　在四渡赤水战役过程中，红军注重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优势，以统一全军思想，凝聚军心。遵义战役就是一部极有说服力的教科书。整个战役共歼灭和击溃敌两个师又8个团，俘敌2000余人，取得了中央红军长征以来的第一次重大胜利。遵义大捷后，红军举行了隆重的祝捷大会，广大指战员看到了遵义会议前后的巨大变化，激动地说：枪是昨天的枪，人是昨天的人，昨天打败仗，今天打胜仗，这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