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上午，毛泽东同志把红军大学校长林彪、中央宣传部部长兼批判张国焘运动的组织者凯丰、延安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董必武等同志召到了他的窑洞，详细听取了他们对“反革命武装集团”的情况汇报。
           

     董必武作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亲自对许世友、洪学智、陈再道、陈锡联等人分别进行了审讯，也与后来向中央密报的王建安进行了谈话。根据对所掌握的大量情况分析，他认为，这些经过革命战争考验的红军中高级将领，之所以串联逃跑，主要是对批判张国焘运动中有的人没有把红四方面军中的广大指战员和阴谋分裂党、分裂红军的张国焘严格区别开来，把他们也当成了批判打击对象，对这种严重扩大化强烈不满，并由此产生了逆反心理，导致了过激情绪愈演愈烈。但是，他们都没有和自己指挥过的部队进行联系。他们心里并不是要反对革命，反对党。
           

     听了董必武等同志的汇报和分析，毛泽东的神情很不平静，他来回踱着步，一支一支抽烟，然后问董必武：“他们有多少人想跑？”
           

     董必武回答：“一共三十多人，现在都抓起来了。”
           

     毛泽东扔掉手中的烟头，然后转向具体组织批判张国焘运动的凯丰：“凯丰同志，你是怎么搞的？弄得这么多红军高中级干部都反对我们，我看是你把他们逼上梁山了嘛！”
           

     凯丰一听毛主席批评自己，感到很委屈，随即辩解道：“主席，我可是按中央精神部署的呀！”
           

     毛泽东显然生气了，他大手一挥，说：“什么中央精神？中央精神是批判张国焘，你却不分青红皂白，一杆子扫倒一大片！”
           

     毛泽东知道，许世友爱酒如命，断了他的酒，简直是要了他的命。送走客人，他就叫警卫员给许世友送去了两瓶当时在延安非常珍贵的茅台酒，想先让他过过酒瘾，消消气。
           

     那天晚上，毛泽东辗转难眠，心绪不宁。他想起了长征途中与许世友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
           

     1935年5月，许世友跟随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6月，他所在的部队和红一方面军在懋功胜利会师后，许世友第一次见到他景仰已久的毛泽东。毛泽东握着他的手，笑着说：“我早就听到过你的名字，但一直没见到你这个人。你的名字是哪几个字？”
           

     许世友告诉毛泽东，他在许氏家族中属“仕”字辈，父母给他就取名许仕友。参加红军后，知道“仕”是做官的意思，他不愿与那些专门欺压黎民百姓的狗官们为友，便去掉了“仕”字的单人旁，改成了“士友”，他要做革命战士的朋友。说完后，问毛泽东：“你看我这个名字改得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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