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思之、苏惠渔律师在特别法庭上

　　第二次审问李作鹏　法庭调查（二）

　　1980年11月28日下午，特别法庭第二审判庭继续开庭，审问李作鹏。

　　出庭的审判人员有庭长江华、副庭长兼第二审判庭审判长伍修权、副庭长黄玉昆以及审判员14人。出庭的检察人员有特别检察厅厅长黄火青、副厅长喻屏、史进前和检察员6人。出庭的辩护人有为李作鹏辩护的律师张思之、苏惠渔。

　　审判长伍修权主持审判活动。在对黄永胜的有关问题进行调查完毕，黄永胜被值庭法警带出法庭后，李作鹏被带到法庭被告人席。由审判员朱理之、李毅、高朝勋进行庭审调查。调查的内容是起诉书第43条的指控，即李作鹏在林彪叛逃前，周恩来总理决定，256号专机必须由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4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飞行”，但李作鹏在给海军山海关机场下达命令时篡改为“4个首长其中一个首长指示放飞才放飞”，并说：“谁来指示要报告我，要负责任。”法庭就这一事实进行法庭调查。

　　审判员问李作鹏：“1971年9月12日晚上，林彪的256号专机要起飞，周恩来总理给你的指示是怎么说的？”

　　李作鹏回答说：“1971年9月12日晚上，周总理讲，林彪可能要夜航，夜航不安全，不要夜航。第二问题讲林彪的256号专机要起飞的话，要经过他（总理本人）、黄永胜、吴法宪和李作鹏4个人的指示才能起飞。第三个问题讲林彪到机场时，要林彪直接给他（即总理本人）去电话。总理还讲，已派吴法宪到西郊机场去了。”　审判员又问李作鹏：“周总理的命令是‘要4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飞行’，你是怎么执行的？”

　　李作鹏回答：“‘一起下命令’这句话不记得有，总理就是讲4个人指示才能起飞。”

　　法庭宣读了李作鹏1971年9月12日给山海关场站传达周恩来的电话记录。23点35分李作鹏电话：“告诉你们，它（指林彪的专机）的行动，要听北京周总理指示，黄总长指示，吴副总长指示和我的指示，以上4人其中一位首长指示放飞，才能放飞，其他人指示都不可以。”周恩来总理1971年10月9日看了这段电话记录内容，在旁边批示：“我说要4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飞行。周注。”

　　审判员接着再问李作鹏：“你传达了周总理的命令后，怎么保证执行的，提出了什么具体要求？”

　　李作鹏回答：“对周总理这个指示没有提出具体要求，只告诉了山海关机场。”

　　审判员又问：“打过几次电话传达周总理的指示？”

　　李作鹏回答：“就打过一次电话。”

　　审判员问李作鹏电话内容。李作鹏说：“给山海关场站值班员传达过一次；给场站的政委传达过一次。在传达周总理的命令时，没有叫接电话的人复诵，这是我一个很大的错误。”

　　法庭随即通知海军山海关场站航行调度室主任李万香出庭作证。李万香说：“1971年9月12日，从23点零5分到零点零6分的时间里，李作鹏打来4次电话。我回过一次电话，共5次。

　　第一次，23点零5分，总机转来李作鹏的电话，他先问我姓名、职务，我回答后，李作鹏问：‘今天下午来了一架飞机吗？’我答：‘是的’。他问：‘什么时候落地的？’我答：‘20点15分。’他又问：‘没走吧？’我答：‘没有走。’他说：‘好的，好的，我就了解这件事。’放下电话后，我立即电话报告了场站潘站长。

　　第二次，23点35分，李作鹏来了电话，说：‘飞机的行动要听北京总理指示、黄总长指示、吴副总长指示和我的指示，4人其中一个人指示放飞才放飞，其他人指示都不可以。’

　　第三次，23点44分，李作鹏来电话问飞机号码，我回答是‘256’。接着，我打电话报告负责林彪专机的调度主任李海滨，他说不能回答‘256’，还是讲‘252’。我又打电话告诉李作鹏，这时是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