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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础。习仲勋到广东之后，通过听取汇报，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进行广泛的调查研究，发现广东农业非常落后，存在问题很多。
　　习仲勋和省委常委经过认真讨论研究，认为造成广东农业长期落后的主要原因是极左路线的危害：一是阶级斗争扩大化，对农村阶级斗争形势估计不够正确，对农村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看得过重，乱抓乱斗，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伤害了很多好人；二是混淆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界限，批所谓“三重三轻”（重副、重钱、重个人，轻农、轻粮、轻集体），“分包标”（一种生产责任制），“集体经济内部的资本主义”等等，没收了自留地、五边地，砍掉了家庭副业，限制了农贸市场；三是片面推行政治工分，取消了定额管理，破坏了按劳分配政策；四是取消了等价交换，搞了“一平二调”，刮了“共产风”；五是搞了“以粮唯一”，限制了多种经营，破坏了集体经济的发展；六是“瞎指挥”，“一刀切”，侵犯了生产队的自主权。总之，名曰批“资本主义”，实际上在很多方面批了社会主义。57极大地挫伤了广大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的积极性。此外，管理体制也存在问题。广东农村和全国各地一样，实行的是人民公社的管理体制。这种管理体制的特点是“一大二公”，“政社合一”，“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其主要弊端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不相适应，统得过死，管得过宽，平均主义盛行，存在着集体大排工，出工一窝蜂，劳动无定额，工作无责任，分配一拉平，干和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和干坏一个样的不正常现象。“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一段时间内，由于没能彻底清理过去“左”的路线错误，广大农民对集体生产积极性不高，因此，农业发展缓慢，农民生活水平多年没有得到应有的提高。1978年，广东省农村生产队人均收入只有77.4元（当年价），其中人均分配50元以下的县仍有11个，“三靠队” （生产靠贷款、吃粮靠返销、生活靠救济）有98699个，占全省生产队总数的33.2％，人均月口粮30斤原粮以下的县有11个，生产队有87493个，占全省生产队总数的29.4％。58尤其是粤北、粤东、粤西广大山区的贫困农村，农民的日子更加窘迫，长期处于赤贫状态的农民约占15％。这些地方农民迫切要求冲破旧体制，尽快解决温饱问题，走上富裕道路。
　　习仲勋来到广东后，对于党在指导农业和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有比较清楚的认识。经常陪同习仲勋下农村调查研究的张汉青回忆说：“广东的农业在文革时期遭受严重的破坏，濒临崩溃，广州四季常青却没有蔬菜吃。加之习老是从农村出来的，对农业十分关心。”59对于农民的疾苦，习仲勋感同身受。他十分重视广东农业的恢复和发展，希望能够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迅速改变广东农业落后的状况。
　　建国后，各地党委、政府虽然长期强调以农业为基础，但在实际工作中，没有真正把农业放在国民经济的基础位置上，对农民和农业取多予少，从农业和农民那里要得太多，而对农业投入太少，加上在指导农业和农村工作中“左”倾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大肆破坏，造成广大农民温饱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
　　对于如何落实农村政策，改变农村落后面貌，习仲勋和省委常委以及各地、市委书记进行了积极的探索。1978年6月，省委四届一次常委扩大会议在广州召开，参加会议的有省委、省革委会党政领导干部，各地、市委书记以及省直各部、委、办主要负责人近400人。这次会议是在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的基础上，改为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的，主要是省委常委进行整风。会议上大家最关心、讨论最多的问题，是广东的农业为什么上不去，工作为什么搞不好？省委希望通过整风，改变广东农业落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