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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群众偷渡外逃到港澳，这是广东的一个特殊问题，也是一个老大难问题。” １广东地处边防，与香港、澳门山水相连，同时，还有持有内地与港澳双方的双重户籍的流动渔民。据统计，1980年初，全省共有双重户籍流动渔船4000多艘，渔民4万人。２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新中国成立前，边防管理松懈，等于有边无防，粤港澳三地居民可以自由出入。解放后，由于盘踞台湾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以香港、澳门为基地，不断派遣特务潜入内地进行破坏，还有走私贩私等经济犯罪，以及黑社会团伙的抢劫、绑架、偷盗等刑事犯罪，因而国家在1951年3月15日决定封锁边防，设立边防线，加强了边防的严格管理。但后来的一些时期由于国内采取了一系列“左”的错误政策，加上三年严重经济困难和“文化大革命”十年经济发展缓慢，人民生活得不到应有的改善和提高，因此，广东曾连续发生群众偷渡外逃香港、澳门事件。据统计，从1954至1978年，全省共发生偷渡外逃56.5万多人(指人次，下同)，逃出14.68万多人。其中群众性的偷渡外逃严重的有两次，一次发生在1962年，由于“大跃进”的失误，国内出现了严重经济困难，加上捣乱分子造谣惑众，结果导致群众性大外逃，当年全省共发生偷渡11.79多万人，逃出3.97万多人；第二次是发生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国家经济濒临崩溃边缘，内地人民生活水平与香港居民相差悬殊，因此1978年和1979年上半年，出现最为严重的“偷渡外逃”高潮。
　　中共广东省委历来重视偷渡外逃问题。1977年11月17日下午，中共广东省委负责人韦国清、王首道、焦林义、李坚真、刘田夫、王全国、吴南生等人前往广州南湖宾馆，向邓小平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常委苏振华，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军委常委、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等人汇报广东的工作。当广东省领导人汇报到广东所面临的一个难题，那就是靠港澳边境地区偷渡风猖獗，边防部队防不胜防时，邓小平当即插话：“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不是部队所能管得了的。”３邓小平强调要恢复过去行之有效的政策，发展经济，他指出：“生产生活搞好了，还可以解决逃港问题。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 第二年春，４邓小平在视察四川时再次指出，农村和城市都有个政策问题。我在广东听说，有些地方养三只鸭子就是社会主义，养五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怪得很！农民一点回旋余地没有，怎么能行？ ５他指示要认真清理农村政策、城市政策。
　　邓小平指出逃港的主要原因是政策有问题，边界人民生活不好，差距太大。广东的领导干部听了，觉得这一论断真是一语中的。这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对中国社会深刻的认识与思考。
　　习仲勋到广东之后，也意识到逃港问题的严重性。因此，他第一次外出到地市县考察，就选择到逃港最严重的宝安县。
　　1978年7月，大约在5日至10日之间，习仲勋到广东刚刚两个月，就在省委书记王全国、南方日报副总编辑张汉青等人的陪同下，轻车简从，乘坐一辆七座的面包车，前往宝安视察。
　　时值仲夏，烈日当空，加上公路坑坑洼洼，很不好走。进入宝安，只见公路两旁杂草丛生，十分荒凉，耕地丢荒很多。据当时陪同视察的张汉青回忆：“七八月份正是收割的时候，可我们在南头的田地里并没有看到农忙的景象，田里只有一些老年妇女、小孩，还有边防部队派来帮助收割的战士，精壮劳力都跑了，没有人收割。习老看了心里很不好受。” ６看到此情此景，习仲勋的心头顿时蒙上了一层沉重的阴影。
　　习仲勋一行在路上颠簸了大半天，才抵达宝安县城深圳。这是一座只有两条半街的边陲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