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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9年6月20日，习仲勋和寇庆延参加惠阳地委反偷渡外逃会议，与会的有地委常委以及宝安、惠阳、惠东等沿海地区的县委书记。在寇庆延传达中央领导人的重要指示之后，习仲勋作了重要讲话。他明确地指出：坚决制止偷渡外逃，是当前我省的一件大事，特别是靠近港澳的地区和市、县，更是一件重要工作。要把反偷渡外逃作为一个紧急的政治任务来抓。他非常沉重地说：最近，党中央、国务院专门要广东派负责人去汇报，研究广东如何制止大量群众偷渡外逃问题。我们省委没有抓好这件事，今天成了中央担心的问题。作为省委主要负责人，感到问心有愧。现在中央直接抓了，我们就要重视起来，坚决搞好。
　　接着，习仲勋分析这次外逃的特点：一是持续时间长，越来越严重，最多时一天有二万多人涌入边境前沿，冲击边防。二是基层干部外逃比往年突出，干部带头外逃。三是集团性，有组织。四是民兵外逃比往年严重；外逃的多数是青年。五是许多干部子女外逃。习仲勋说：在前一段来看，已达到堵不胜堵的严重地步。这股偷渡外逃风，已造成了严重后果，它严重破坏我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严重影响生产，严重危害边防地区的社会治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生产秩序和工作秩序，严重损害我国的国际声誉。如不坚决制止，就会妨碍我们实现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并且会由国内问题变成国际问题。
　　习仲勋对没能有效地刹住外逃风，主动承担了责任，作了自我批评。他说，这次偷渡外逃未能及时制止下来，责任在省委。前一段省委对反偷渡外逃抓得不够紧，没有深思熟虑，认真对待，没有作深入的全面动员，没有采取有力措施，对下面的支持、撑腰也不够。所以，责任要由省委来负。我前段没有花大功夫来抓这件事，没有把注意力转过来，因而也就没有采取果断、有效的措施。
　　习仲勋强调，要进一步统一对偷渡外逃问题的认识。这有两层意思：其一是造成这次偷渡外逃风的原因；其二是问题的性质。习仲勋指出，只要有港澳这种特殊地区存在，我国“四化”又未实现，就会有外逃问题。他认为，这次大量外逃的出现，主要原因一是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使我国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这在沿海的渔、盐地区，情况更为严重。人民生活得不到改善，对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失去信心。二是宣传上的片面性；思想政治工作削弱了；党、团、治保、民兵等基层工作削弱了，个别基层单位瘫痪了。三是在林彪、“四人帮”所谓“政治边防”的干扰破坏下，边防工作也削弱了，兵力减少了许多。此外还有国内外阶级敌人的煽动和造谣破坏，以及对煽动、组织外逃和引渡的为首分子打击不力，等等。关于偷渡外逃的性质，习仲勋非常明确地说，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是非对抗性的；但是，其中有极少数坏人。这两个方面，都要注意到，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做到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在分析大量外逃原因之后，习仲勋提出：解决偷渡外逃问题的方针，要治标治本并举。治本，就是要从物质基础上、精神上和组织上，为巩固社会主义阵地和制止外逃创造牢固的条件。这就是：（一）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只要生产上去了，收入增加了，就是与香港那边还有相当差距，也可以稳定人心，大大减少外逃。（二）思想上牢固树立“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坚强信念，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新中国。（三）要使我们的基层成为坚不可摧的社会主义阵地。
　　为了说明问题，习仲勋在讲话中列举了两个材料：一个是深圳市福田公社渔农生产队，1975年以前外逃170多人。近年来，挖鱼塘，开展小额贸易，迅速发展经济，1975年以后没有一个人外逃。二是沙头角镇解放以来外逃了1053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