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的作战线，服从于红军的作战方向。作战方向不固定，影响到作战线不固定。大方向虽在一个时期中是不变更的，然而大方向内的小方向则是随时变更的，一个方向受到了限制，就得转到另一个方向去。一个时间之后大方向也受到了限制，就连这种大方向也得变更了。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展开红军长征路线图，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支红色箭头，在以贵州的遵义为中心，绕过两个大圈，然后经由贵阳、昆明附近，越过金沙江、大渡河，在川西的懋功与另一支红色箭头相会了。这条行动路线，极为主动地体现了毛主席的运动战思想，也是中央红军极其艰险的两万五千里长征中带战略决定性的一段行程。
      1935年1月，党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的扩大会议，是党的历史上极其重要的转折点。它胜利地结束了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主席为首的新的中央的领导，“在最危险的关头挽救了党”。从而在军事上结束了自第五闪反“围剿”以来的单纯防御和退却、逃跑路线。红军重新采用并展开了高度机动灵活和集中优势兵力于运动中歼灭敌人的大规模游击性运动战；把红军从最危险的局面中挽救过来了。半年之中，中央红军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亲自指挥下，冲过了敌机的扫射与轰炸，打败了数十万优势敌军的堵截、包围和追击、忍饥耐寒，战胜了无数的天险，越过崇山峻岭，渡过了金沙江、大渡河，在川西北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回师东进，大战娄山关
      遵义会议后毛主席党中央决定，红军继续北上，准备渡过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蒋介石为堵截我北渡长江的意图，急调四川军阀刘湘等部沿江设防，日夜赶修工事；又令湖南军阀何健在湘黔之间布置封锁线，以隔断我与红二、六军团的联系，防止我军与二、六军团会合；而蒋介石的中央军主力吴奇伟、周浑元部则从湖南经贵阳兼程北上，沿乌江一线设防，构筑碉堡，并令其主力北渡乌江，与川湘之敌共同对我形成包围态势，妄图将我军聚歼于长江以南的黔北地区。
      当我中央红军撤离遵义，经桐梓、松坎、习水……等地，北进至赤水河以东土城地区时，川军刘湘主力郭勋祺师已南渡长江，抢占了土城周围山地阻击我军前进。土城大战前，朱德总司令来我们师亲自进行动员，土气高昂。我军团从正面协同一军团对土城之敌发起进攻，我红军师担任正面主攻，五师从左翼迂回，六师为二梯队。经一天一夜的激战，我军打败了阻敌，胜利地西渡赤水河。然后，部队又经川黔边西行，于阴历正月初三，到达云南的扎西（威信），休整待命。
      为了有利于进行大规模的运动战，我们红三军团在从遵从北进途中，就按照军委的决定开始整编部队。我们到达扎西后，虽时值严冬，夜间降雪，仍继续紧张地完成了整编工作。军团机关及直属队彻底实行了精简，全军团部队由第四、第五、第六三个军整编为四个充实的团——第十、十一、十二和十三团。各师师部撤销，从师长、政治委员到连、排、班长层层下放。整编的结果，精简了机关，加强了战斗部队，加强了各级指挥，大大增强了部队的机动灵活性，同时遵义会议后由于军事行动的方向明确，政治工作的加强，全军土气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