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按：新四军塘马战斗是十分被动的，被动的主要原因，有一种看法普遍存在，即认为是因罗、廖首长“轻敌”造成的。持这种看法的依据是罗、廖在塘马战前给军部发送过一份报告，报告中称“敌在江南的兵力仍是空虚”。如果这句话不属实，罗、廖首长“轻敌”没有疑义。但史实证明，罗、廖首长判断对敌人在江南的兵力空虚没有错。

    一、判断”敌在江南的兵力仍是空虚“不是错误的估计

    江南地区敌人兵力是否空虚，可以从”江南地区敌人能抽调多少兵力进攻塘马新四军“的角度来分析：

    罗、廖报告中指的江南地区指的是苏南地区， 以及长江以南的安徽皖南地区（芜湖、当涂、宣城），这是日军第15师团担任守备的地区。除此，15师团还担负江北津浦线南段、淮南至芜湖交通线、运河以西及淮河以南地区的守备。据有关史料反映，日军第15师团满编1.8万人（丙种编制）， 当时的日军师团普遍缺额百分之15—25，以此推算15师团实际兵力只有约1.35-1.53万人，加之15师团的兵力部署极度分散，仅在江南地区抽调机动兵力是困难的。另日军为补充员额，开始征集朝鲜人和满洲人当兵，使用伪军替代担负勤杂已较普遍，战斗力明显下降。这已是新四军军、师、旅首长的普遍共识。

    驻塘马地区的新四军战斗分队有旅部1个连、四十八团4个连、四十七团2个连、四十六团1个连、旅教导大队（相当于1个连）， 合计8个连队，平均每个连队以百人计，战斗员总数约900多人。按日军当时的战斗力，要消灭我塘马新四军，至少要使用1个满员并有加强的步兵联队，因为日军步兵单兵新四军对抗已无大的优势，兵力从“以少胜多”已转向到必须“以多胜少”。

    塘马战斗证实，日军在江南地区只抽调出1个步兵大队（编制步兵880人），即15师团67联队铃木大队。（日军1个步兵大队的兵力只能展开一般性的“扫荡”）江南地区连一个联队都抽不出来，说明罗、廖首长的判断江南地区敌人兵力空虚是正确的。

    苏南地区的“清乡”，主要是外调兵力第5师团（驻上海）、第22师团（驻杭州）、独立混成第11旅团（驻嘉兴）、第17旅团（驻松江）等各一部来实施，日军兵力达7万人以上，另配属伪军4万人，总计兵力达11万以上。（详见张鼎丞《为粉碎江南敌寇“清乡”而斗争》，《新四军与苏南抗日根据地》第1018页）“清乡”的敌人兵力虽多，但他们只注重“清乡”。从谭震林同志在1941年11月写的《江南反清乡斗争的经验教训》可以证实”敌人不因我各方面进攻，而动摇他的计划，抽调他的清乡兵力......。“（《新四军与苏南抗日根据地》1037页） 后来的塘马战斗也证实，“清乡”的敌人的确没有出过一兵一卒参加塘马战斗。

    史实是日军不得不以驻江北的南浦旅团两个大队，配以加强分队约2000人为主力，渡江南下奔袭塘马新四军。史实证实罗、廖在报告中所言：“整个形势的估计，敌在江南的兵力仍是空虚，在铁路以南敌伪‘清乡’可能延到明年一月或二月“的判断是正确的。但罗、廖首长并没有因此放松对敌人的警惕，在这一句子的末尾还连接有”但‘扫荡’有随时可能“的话语。（详见《新四军文献2》第758页）塘马战前，十六旅部两次接到敌人准备袭击的情报后，立即组织转移的行动，也可以证明罗、廖首长没有放松对敌人袭击的警惕。只是新四军和十六旅的情报能力，限制了罗、廖首长提前预判日军从江北调兵来袭的可能性。

    二、两次向西转移的路线暴露我方“软肋”

    十六旅在7、8月间，乘路西敌兵力空虚挺进茅山，主要目的就是牵制路西敌人兵力，减轻路东反“清乡”压力。10月10、12日分别召开追悼巫恒通同志大会和新四军成立四周年全旅运动大会，也是为了达到同样目的（十六旅部驻塘马是不可能做到保密的）。所以，不可无端认为召开大会是丧失警惕之举。为防敌人袭击，十六旅部也曾两次高度警觉地在接到情报后，即时向西转移避敌。但两次转移之后，敌人没有来袭。没有来袭的主要原因就是敌中有我，我中有敌，我军提前转移不可能不被敌发现。敌人袭击不到我军，转而南下袭击国民党军也是顺势而为之事。以此推论这就是造成罗、廖首长“麻痹侥幸心理”的原因，实属毫无根据的揣测。但两次向西转移避敌， 敌肯定判断出这是我军转移最安全之路。于是，塘马战前，敌人先期两天扫荡驻溧水的四十六团，奔袭抢占塘马西方向上的瓦屋山要点，封锁我军向西转移和切断四十六团增援的通道，形成“围三缺一，虚留生路 ”的”战役包围“。这就是塘马新四军进退维谷的主要原因。

    三、情报工作当时是新四军最薄弱的环节

    敌人对路东的“清乡”，十八旅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反“清乡”很快失利，其主要原因就是情报不力。10月，路东党政军不得不分区撤到江北。

    当时日军第13军驻上海，统一指挥长江南北的日军，而新四军在长江南北还处在各自为战境地，单靠十六旅的情报能力，是不可能及时掌握江北敌人的动态的。由于十六旅的情报能力只能局限在江南地区，所以罗、廖首长向军首长报告敌人兵力空虚，指的也仅能是江南地区日军兵力空虚。

    从所获日军史料来看，袭击塘马新四军的日军部队主力来自江北。南浦旅团两个大队是从江北扬州地区出发的，独立铃木大队（15师团67联队的1个步兵大队）来自芜湖地区。由于运用的都是远程长途奔袭战术，大大提升了其保密性和突然性。11月27日下午，从江北南下的日军到达金坛等据点之后，情报才送达十六旅；当晚9时许，日军强行军开进到达了瓦屋山，封锁了十六旅部西移之路，形成“围三缺一”部署之后，十六旅才得到情报（以往都是敌人出发前就得到情报）。日军从江北远程长途奔袭塘马新四军的战术，是建立在新四军情报能力弱，十六旅指挥员完全不可能达成对塘马战斗前瞻预判的基础上。

    1941年12月，谭震林师长到了十六旅，作了关于塘马战斗的总结报告。一针见血地指出：”情报失灵是‘头号死罪’，‘我情报系统形同虚设’。日军3800余人集结，坦克、火炮调配，三路行军路线，事前竟无半点准确消息，仅靠零星哨探报告敌有异动。“ 据参会者四十六团团长黄玉庭回忆，谭震林同志讲话 ”讲到罗、廖牺牲时，拍着桌子喊为两同志的仇，必须用血来报。批评情报失灵时，怒摔茶杯。全场无一人敢出声，句句戳中要害。“这很能说明，当时新四军情报工作（包括十六旅的情报工作）不尽人意。

    1943年，十六旅取得了反“清乡”的胜利。为什么日伪军会失败？其重要的原因就是苏南新四军得益于情报能力的大幅提⾼。谭震林同志总结出来的”必须“九分政治，一分军事”的策略应对敌人，被大江南北新四军广泛运用于对付日伪的““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由于积极开展瓦解敌军，打入敌人内部使敌人大幅增加内斗并获取大量情报；十六旅1942年归苏中一师指挥，江南与江北情报共享机制随之建立，实现情报即时互通等大为改善，不过这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