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深谙军事统战之道，他认为，抗战是一项全民的事业，一定是要有最深厚的民意支持为基础。他的格局非常宽广，不止将统战范围局限于军界，而是将其面向社会各个阶层。

    保持和民族资产阶级、中间阶层、知识界精英紧密联系。1936年11月，国民党当局制造“七君子事件”，中共迅速在全国掀起一场营救运动。“七君子事件”后，叶剑英与民主人士形成良性关系。1937年10月，沈钧儒等人就设立民意机关问题和叶剑英多次沟通。叶致电毛泽东等人，就民意机构名称、职能、权限等内容提出自己的建议，并告知，此建议已获“沈等及各方面”重视，请即考虑这问题。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桂林一度成为抗战大后方，大量文化人和社会知名人士云集与此。1938年至1939年，叶剑英多次到桂林作报告，鼓舞民众抗战士气。曾亲身聆听叶剑英演讲的潘超回忆：他在讲话中不时插几句广东话，讲得有声有色，会场十分活跃，一扫过去“速胜论”和“亡国论”的错误思想。叶剑英还应千家驹等民主人士邀请，专门去广西大学、桂林生活教育社、桂林青年座谈会、生活书店同仁自治会等社会团体，参与时事讨论活动。

    1940年10月，国共在苏北发生摩擦事件，为消除民族资产阶级和中间力量疑惑，毛泽东向周恩来和叶剑英发电报，要他们对黄炎培等江浙民族资产阶级代表“加以联络争取工作”。1941年1月，叶剑英遵照中央指示，主动与梁漱溟、沈钧儒、邹韬奋等民主人士交谈，向他们揭露真相，统战活动在民主人士间产生明显效应。中间人士及中间派对国民党很失望，章伯钧、左舜生等人发起成立民主联合会，以团结各党各派和国民党左派，与我党合作，进行民主及反内战运动。

    加强与爱国华侨交往。在国统区，叶剑英多次在报刊上发表公开信，向广大华侨宣扬八路军抗战事迹，动员他们为国效力。1939年3月，他和周恩来、潘汉年、廖承志发表《第八路军致华侨社团的公开信》，向广大华侨介绍八路军抗战事迹，敬希“诸公领袖同侨”，“迅速动员当地全体侨民，予以有效之援助，我八路军健儿，誓与日寇不共戴天”。他还曾多次代表八路军办事处会见华侨代表，接受海外华侨捐赠给八路军的物资。1940年，他多次在重庆会见南洋侨领陈嘉庚，希望陈能将国内抗战的真实情况告诉海外广大侨胞，继续巩固国共合作抗日中发挥重要作用。

    结交宗教界爱国人士。叶剑英在担任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副教育长期间，广泛与南岳当地佛道宗教人士接触，他在充分尊重宗教教义的基础上，将佛道理念与抗日救国的理论巧妙地结合起来，以此来感染僧道，激发其爱国热情。由于方法得当，加上其独特的人格魅力，叶剑英很快在南岳结交了一批宗教界爱国人士，他们开始认同中共的抗日统一战线思想，还发起组织一个名为“南岳佛教救国协会”的团体，用以团结南岳宗教界的抗日力量。叶剑英得知后，主动提出将“南岳佛教救国协会”改为“南岳佛道教救难协会”，两字之差，却令佛教宽容博大的教义得以更加彰显。协会成立时，叶剑英应邀出席成立大会并发表演讲，号召佛教人士像佛一样去普度众生挽救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