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族抗战爆发后，面对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以及国民党顽固派的倒行逆施，我党清醒认识到，打哑巴仗是要吃亏的，要赢得抗战胜利，除了宣传和动员全党全军以外，必须广泛进行对外宣传，以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及海内外一切爱好和平的进步力量。我党以卓越的政治远见，既抓“枪杆子”又抓“笔杆子”，对外宣传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其中，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不仅当好了战斗队，也很好地发挥了对外宣传作用。

    1937年8月，我党领导成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的刊物——上海市文化界救亡协会的机关报《救亡日报》，正式创刊。该报编辑委员会及编辑部人员中既有共产党员，也有国民党员，夏衍（共产党员）、樊仲云（国民党员）任总编辑，开办经费由国共双方各出500元。

    10月，在周恩来、叶剑英等人的直接领导下，潘梓年、章汉夫、吴敏等人在南京筹办了《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这是我党的新闻事业自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首次在国统区公开亮相。

    11月，在周恩来的主持和倡导下，范长江、恽逸群等新闻工作者于上海发起成立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简称“青记”）。这是我党领导的新闻界统一战线组织，其宗旨为团结全国新闻工作者投身抗日救亡运动。“青记”组织战地记者报道前线战况，并出版《新闻记者》会刊。

    1938年初，“青记”迁至武汉，于3月末组织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范长江、徐迈进、钟期森为常务理事，将“青记”更名为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后来，这一学会除设在武汉的总会以外，还在广州、香港、桂林、成都、重庆、延安、兰州等地成立分会，会员发展到2000多人，为抗战宣传作出突出贡献，也为1949年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成立奠定了基础。

    在1938年3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外宣传问题被提上议事日程。会议认为“我们的国际宣传工作，我国各界民众团体对国际上各种民众团体的联系，都太薄弱了。”此后，我党的对外宣传步伐大大加快。

    1938年1月，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成立，主任为廖承志。起初，办事处主要是为我军募集抗战物资，后来增加的一个重要任务是组建中国共产党的海外宣传基地，致力于向世界说明我党的抗日主张和事迹。

    1940年9月，廖承志致电延安侨委与周恩来，建议加强海外宣传工作。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我党向海外派出了一批党员。这些党员或进入当地侨报工作，或创办报刊，初步构建起在海外的宣传阵地。东南亚地区，尤其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海外抗日办报宣传活动最为活跃。据统计，仅1937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这段时期，华文报刊就有数十种，其中以胡愈之、郁达夫等抗日爱国人士主办的报刊影响最大。此外，美洲地区的《美洲华侨日报》、欧洲地区的《联合战线》《祖国抗日情报》等报刊，都以宣传抗日救国为己任。

    为配合党的对外宣传工作，我军克服种种困难创办了一系列战地报纸，积极展开对根据地军民宣传和对外宣传。比如，1939年1月，八路军总政治部创办《八路军军政杂志》，由毛泽东、王稼祥、萧劲光等组成编委会。刊物以宣传抗日主张、总结军事政治经验为宗旨，刊载中国共产党宣言、领导人文章、战斗总结及苏联军事译文。刊物不仅深受抗日根据地军民的欢迎，在国民党统治区也深有影响。同年12月，在刘少奇主持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政治部创办《抗敌报（江北版）》，于1940年改名为《江淮日报》，由刘少奇兼任报社社长。该报围绕“坚持团结、反对投降分裂”的方针，在揭露日军诱降阴谋、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重大进展、盟军反攻日军的时机迫近，国际人士十分关心中国战场，特别是敌后游击战和抗日根据地的情况。在此背景下，国民党不得不解除对延安等抗日根据地的严密新闻封锁。1944年初，经过多方努力争取，蒋介石批准美英等国记者赴延安采访。随后，这些记者们组建记者团，准备赴延安参观采访，但受到国民党的阻挠。我党将记者团和美军观察组的访问，看作是在国际间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活动，千方百计打破国民党的阴谋和阻挠，很好地抓住了这次对外宣传的机会。

    八路军晋绥军区主动邀请记者团现场观摩1944年9月收复娄烦镇的战斗。记者团目睹了我军指战员英勇战斗的场面，看到人民群众冒着敌人炮火运送弹药、转运伤员，以及将烧饼送到战士们面前等场景后，深受震撼。路透社记者武道在《大美晚报》发表《我从陕北回来》长篇通讯：“关于第十八集团军（1937年9月，按全国统一的战斗序列，八路军改番号为第十八集团军，但八路军的称呼仍被广大指战员和人民群众习惯地沿用下来。编者注）是否在和敌人作战，我能够回答‘是的’，我在晋西北看见了这样的战斗！”据统计，仅外国记者在延安拍发的电讯就达100多篇，大量报道了他们在陕甘宁边区的所见所闻。可以说，这次记者团对延安的成功访问，是中国共产党对外宣传的里程碑式事件。